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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/李子 （佐治亞理工大學科學、技術與社會研究博士生）
《紐約時報》1969年的廣告：“尼克松總統：您能治愈癌癥”
二戰結束之后，西方社會的科技發展迎來了一個黃金時代。大到航空航天和原子能，小到家用電器與避孕藥——在理論科學和工程技術的指引下，人們生活著的世界，正在向凡爾納的科幻小說一樣發展。沒有什么是科學不能解決的，沒有什么是技術不能攻破的，包括疾病。
贏得了正義戰爭的美國，正在信心滿滿地向困擾人類的疾病宣戰。其中一個，是被稱之為“小兒麻痹癥”的脊髓灰質炎；而另一個，則是癌癥。
兩場戰爭的形式和節奏都極其相似。慈善基金借著愈發發達的媒體賣力地宣傳，羅斯�？偨y曾經想要極力掩藏的小兒麻痹癥，被電視和報紙一次一次地曝光；每一個夏天，本地的媒體都極其熱切地追蹤著當地的流行病趨勢，而小兒麻痹癥患兒的父母則形成了政治組織，四處游說，募集到了大量的資金。
癌癥也一樣——同樣也是賣力宣傳的美國兒童癌癥研究基金會，把一個叫做 Jimmy 的淋巴瘤患兒捧成了明星。在電視和廣播上剛一露面的他，就募集到了23萬美元，甚至成立了以他為名的基金會。1969年，《紐約時報》登出了一整版的廣告，赫然寫著：“尼克松總統：您能治愈癌癥”。各大研究機構和醫療機構開足了馬力，大量的資金投入了骨髓灰質炎和癌癥的研究，人們估計只需幾十年就能夠看到這兩種疾病從地球上消失。
結果呢？小兒麻痹癥的疫苗研究，在50年代取得了突破進展，隨著索爾克和沙賓的疫苗先后面世，以及國家領導下的大規模的接種，90年代，脊髓灰質炎已經幾乎徹底從美國消失。但是，人們卻拿癌癥束手無策。日益精進的切除手術，不斷翻新的放射和化療手段，疑云叢叢的自身免疫療法……1962年到1985年，癌癥相關的死亡率反而上升了8.7%�；蛟S，人均壽命增加，得癌癥的幾率也上漲；但是和醫療、衛生、科技的進步相比，“這35年專注在提高治療上的熱切努力，是十足的失敗”。哈佛大學的醫學統計學家約翰·貝勒在上世紀90年代十分失望地評價道。
人們與癌癥的戰爭，到底為什么如此慘烈？科學究竟能告訴我們什么，又無法告訴我們什么？
人類與癌癥的戰爭，幾乎也是和概率的戰爭
癌癥是一種極其特殊的疾病。拿同樣造成了全世界恐慌的小兒麻痹癥作比較。但是它的發病機理，在病毒層面被揭示出來。脊髓灰質炎病毒經過糞口傳播，一旦感染，會有一定幾率進攻人體的神經系統，造成終身殘疾。然而，早在1908年，奧地利醫生蘭德施泰納就成功分離出脊髓灰質炎病毒；制作疫苗，只需要把病毒滅活（或者減活），注射或者口服之后激發人體產生抗體，就可以抵御小兒麻痹癥。
然而癌癥和其它疾病不一樣，它并不來自于某種外界的細菌或病毒，而是人自體細胞病態的復制。抗生素可以針對細菌，而不傷及人體；免疫系統產生的抗體可以針對某種特定病毒的入侵，而不將矛頭轉向自身。而癌癥不一樣——任何一種治療方法，最大的障礙，都在于此：如何區別自身細胞，以及無限復制的自身細胞？以及，當癌細胞沖出原有腫瘤的界限、向全身擴散的時候，怎樣才能阻止它們的腳步？
現在最普遍的癌癥治療方式，是放療、化療和切除。它們誕生的時間，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早。從現代醫學萌芽的中世紀開始，解剖學的不斷發展，都讓腫瘤切除術愈發成熟。早在18世紀，倫敦的約翰·亨特醫生就以熟練地切除外科腫瘤而聞名。在皇家外科學院博物館的一個福爾馬林標本罐里，還泡著一個面部腫瘤，旁邊是亨特醫生輕描淡寫的炫耀：“……在25分鐘之內完成了手術，病人甚至沒有呻吟”。19世紀下半葉，為了解決癌癥擴散的問題，乳腺癌的手術發展到了一種登峰造極的地步，美國醫生威廉·霍爾斯特德就以這種激進的手術而聞名。那時也正值外科與醫學聯姻、發展迅猛的年代，手術更因麻醉技術的成熟而幾乎不需要考慮時間。他除了切除患者的胸腺，還會挖掉患者的胸大肌乃至鎖骨，他雕琢般精湛的技藝能夠剔出有癌變征兆的所有組織，讓病人很快痊愈——然而，卻依然無法有效解決復發以及擴散的問題。
20世紀初，隨著居里夫人發現鐳等放射性物質，人們發現伽瑪射線可以有效地、選擇性地殺死增殖的各類癌細胞，讓腫瘤顯著縮小——盡管是以同樣會傷及正常細胞為代價。放射性物質自身也十分危險——生產夜光鐳射手表的女孩們因為在作業時舔筆尖而紛紛患上口腔癌，居里夫人自己也因為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而罹患白血病。
化療的故事則更加曲折，甚至每一種藥物的誕生，都是某種程度上的誤打誤撞。二戰時，德軍的芥子氣讓科學家發現了其殺滅白細胞的功能——或許能夠用來對付白血��；西德尼·法伯醫生在試驗性地嘗試葉酸的時候，發現了完全相反的“葉酸拮抗”能夠顯著改善白血病的癥狀；可是這些幾乎等同毒素的藥物，也不能阻止癌癥的復發和擴散�；瘜W家在自然世界不斷尋覓，在試驗室里提取出各種可能有用的化學成分，被送到癌癥醫院去進行試驗，仿佛從一片森林里尋找一片顏色不同的樹葉一般。有的管用，有的差一點，那么就不斷地排列組合，氨甲喋呤、長春新堿、氮芥、強的松……一輪又一輪，一劑又一劑，不斷挑戰病人耐受力的底線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
和癌癥的戰爭，幾乎也是和概率的戰爭。幸運的病人從猛烈的放療、化療和手術中幸存，它們的癌細胞被殺死到看不見的地步。然而，只要有哪怕一絲癌細胞，躲過了病理切片、顯微鏡和血常規的審視而幸存，它的存在幾乎就宣告了戰爭的失敗。細胞在不斷的增殖變異過程中，弱小的被殺死了，留下來的都是殺不死的，達爾文“適者生存”的道理就是這么簡單。
究竟什么是癌癥？
人們有很多種方式去描述癌癥。醫學影像學能夠通過影像“看”到癌癥；華裔醫生李敏求通過血液中的激素“讀”到癌癥。流行病學家通過大量統計數據發現，抽煙會導致肺癌；病理學家也知道，不同的癌癥是不同細胞的增殖。但無論哪種描述都是盲人摸象。細胞為什么增殖？就像蓋倫所猜想的那樣，人們體內有種“黑膽汁”在四處流竄。
答案藏在基因里。而即使是基因這個答案，在發現時也蓋著重重面紗。早在1910年，一個叫佩頓·勞斯的人，就在雞的癌癥里面找到了一種病毒，被命名為“勞斯肉瘤病毒”。人們于是猜想，是否還有其它的病毒在掌控癌癥？是否也可以像骨髓灰質炎一樣，用一針疫苗一勞永逸一番？這個說法也并不是完全錯誤。HPV 是一種“人類乳頭瘤”的病毒。感染了這種通過性傳播的病毒之后，會大大增加罹患宮頸癌的風險。目前，的確也已經有疫苗能夠預防 HPV 的感染，并且已經在許多西方國家廣泛接種，我們國家也正在推廣的過程中。
但是，病毒致癌，僅僅是癌癥病因的表象；病毒在體內做了什么？上世紀50年代，科學家發現，肉瘤病毒實際上可以用RNA“轉錄”的方法修改人體細胞中的DNA，讓這種病毒的基因成為動物體細胞基因的一部分。然而即使是這樣，答案也沒有完全正確。病毒的這一段基因不是癌癥的根本；而是病毒在不斷“改寫”人體基因的同時，觸發了人體基因里某個致命的開關。同樣的，放射、吸煙、污染物起到的也是相似的效果——它們會誘使細胞里的DNA發生突變，讓正常的細胞不斷瘋狂增殖。而藏有這種改變可能性的基因，就被稱作“原癌基因”；而還有另外一個基因控制著細胞的增殖，被稱之為“抑癌基因”，如果缺失的話，也更易導致癌癥；而來自突變基因的異常信號導致的連鎖反應，一步步把癌癥的病程推向高潮。
基因上的缺陷，或許我們一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攜帶了——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癌癥某種程度上會遺傳，是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。而在微觀上，很多導致癌癥的基因通路，現在已經被鑒定出來。
但是，“基因”這個答案真的能帶來奇跡么？我們能否真的用藥物去阻斷這個通路，讓癌癥不再擴散？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
抗癌神藥在何處？
人們對于癌癥特效藥的尋找，還在繼續，然而這比想象的更加艱難。
伊馬替尼這個名字或許很多人都并不熟悉；但若要提到《我不是藥神》里面的格列衛，或許許多人都能想起來——由于研發成本高企，又是一種相對罕見的病癥，導致藥的價格十分昂貴，人們不得不去尋找仿制藥。它專門治療的是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，這種白血病的“肇事基因”在上世紀80年代被找到，而一種叫反式視黃酸的藥物可以熄滅這種基因的信號，是科學家們夢寐以求的“靶向藥”。后來經過瑞士諾華公司的研發，找到了一種更加有效的抑制劑 CGP57148，成為了伊馬替尼的主要成分。
找到致癌基因、找到啟動這個基因的癌癥、找到專門針對這個基因的藥物，聽起來簡單，但實際卻非常困難。
首先，并不是所有的癌癥都有著相同的面貌。90年代人們發現了Her-2基因和乳腺癌的關系，并開發出了赫賽汀來針對這種基因的通路。然而，僅有一部分乳腺癌病人對這種藥物有反應。后來人們才知道，乳腺癌和乳腺癌也不同，最多可以分為10種亞型，每種都在分子層面有不同的作用機理，需要不同的藥物去解決。同樣的，其它癌癥是否也在基因和分子層面有著不同的表現呢？真正的癌癥中有多少這樣的突變？個別癌基因和腫瘤抑制基因已被分離出來，但真正人類腫瘤的完整突變基因究竟是什么？
想要把最常見的癌癥像做“人類基因組計劃”一樣繪制成圖譜，這里面的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。弗朗西斯·柯林斯博士曾說，50種最常見的癌癥類型，僅是測序的DNA的龐大數量就相當于10000個“人類基因組計劃”。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只有5-10個變異，而乳腺癌的突變有的時候可以多達100多個——哪個才是真正管用的突變？要開發多少種藥物，才能窮盡這些突變的可能？現在有一些團隊正在利用人工智能來分析癌癥的基因，想要利用機器的深度學習捕捉癌癥基因中的模式。但是這其中也有不少問題——數據是否可靠、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？這些基因體現的模式，究竟是人工智能自己“想當然”，還是有醫學證據支撐？
也有學者認為，這種想從某一個基因上尋找突破點的思路，可能只對某一些癌癥管用。突變的存在和癌癥的發病，呈現的或許只是“相關性”。而且，隨著表觀遺傳學的發展，基因在環境影響下的“表達”，構成了更復雜的機制。研究人員將重點轉移到“通路”上，例如“刺猬通路”（Hedgehog pathway）與胰腺癌、卵巢癌等一些癌癥的細胞基質的營養供給有聯系；有一種叫奧拉帕尼（olaparib）的藥物能夠阻礙一些癌癥基因的修復過程。
更多現實的問題需要考慮：龐大的基因圖譜項目耗費巨大。雖然基因測序的技術日臻成熟，成本降低，但是從根本溯源的工作依然是漫長而不一定能馬上看到成果的；針對某一種癌癥乃至罕見亞型的藥物，有的時候非常難以找到參與試驗的被試者，還有遲遲通不過臨床試驗的風險。究竟是醫藥公司，還是國家政府需要來承擔這個成本？
我們會看到癌癥治愈的那一天嗎？或許現在說還太早。但是我們必須習慣與癌癥共處的世界。
好消息是，癌癥的死亡率，從90年代開始，的確在下降�；羝娼鹆馨桶┈F在的治愈率已經達到了95%以上，大部分病人的預后都比較樂觀。肺癌、乳腺癌、前列腺癌的死亡率連年下降，一些白血病也已經有了特效藥。這并不是某一種神藥的功勞。類似于乳腺癌和宮頸癌，可以通過X射線和切片等早篩的方式盡早確定病情并針對性治療；白血病、淋巴癌的化療效果是最好的。肺癌的下降則得益于控煙運動，等等。
或許等待特效藥并不是我們的唯一出路。和癌癥的戰爭，還將繼續。我們看到了一點曙光，然而前路還十分漫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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